作者简介

马千里，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研究”（编号：22FMZB004），扬州大学2022年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非遗与文化遗产融入外语专业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编号：YZUJX2022—B3），2023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摘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作为一项基本的非遗保护措施。非遗能够为学校教育提供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教学质量。因此，非遗与学校教育有相互促进、同向同行的关系。在我国将非遗纳入学校教育的大量实践中，闽南地区和江苏扬州等地的实践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即将特定非遗项目全面融入特定地域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鼓励和支持作为非遗实践者的学校教师在非遗的校园传承与弘扬中发挥主导作用，以非遗作为教学资源提高高校外语专业的学生对文明交流互鉴意义的认识和开展中外非遗保护比较研究的能力。此外，各级各类学校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开展教师的非遗教育能力建设，可能成为提高我国非遗融入学校教育效果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建木偶戏；京剧；法语专业

一、导 言

2024年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文简称“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文简称《非遗公约》）20周年。2024年10月17日，全球迎来首个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 日。教科文组织在《非遗公约》中将“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作为一项基本的非遗保护措施。正规教育，即现代学校教育，事实上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非遗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2024年对于中国非遗保护而言具有纪念意义。结合教科文组织的有关理念，总结国内的有关经验，对于促进我国非遗融入教育的工作实务和相关理论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将非遗与教育关联是国内外学术界非遗保护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之一。国外学界在这方面的区域性研究乃至全球性研究都已形成有参考价值的成果。阿拉尔（Ahmet Erman Aral）指出，各国与非遗有关的教育议程和工作并未满足《非遗公约》的要求，与非遗保护相关的能力建设活动普遍没有涵盖教师群体，且关于保护自然与记忆空间的教育还存在明显不足。教科文组织则对改进欧盟国家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网络学校的非遗教学提出系统的建议：增进对非遗密切联系当地社区的认识，促进对非遗包容性的了解，为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机会，丰富线上教育资源并应用新的技术手段，鼓励学校领导将非遗融入教学计划，以及帮助相关学校与教师密切非遗与学生的联系等。

国内学界则在非遗融入学校教育的演变与现状、非遗保护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高校非遗教育的主要形式、非遗学科建设等方面产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杨利慧认为，在非遗教育中，客位教育观日益被主位教育观取代，学院派民俗学日益与公共民俗学融合。宋俊华指出，高校非遗教育是非遗保护与高等教育的主动融合，非遗保护的多元参与方需要高校教育来解决非遗传承能力不足的问题，高校教育则需要借助非遗教育来解决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并认为我国高校的非遗教育主要存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三种模式。

综上所述，尽管非遗融入学校教育已经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但国内学界在系统梳理教科文组织相关理念与政策并将其融入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方面尚未产出丰富的成果，也欠缺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等国际前沿教育理念的借鉴。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教科文组织关于将非遗与教育关联的理念，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念，以及中国有关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政策与理念，分析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等相关的中国实践，进而提炼其有益经验。

二、教科文组织关于

将非遗与教育关联的理念

《非遗公约》将“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视为使非遗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的一种重要手段。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下文简称《操作指南》）第六章鼓励缔约国在优质教育方面“确保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尽量充分纳入所有相关学科的教育项目内容，既作为一种贡献，也作为从课程、跨课程和课外层面解释或展现其他科目的一种方式”，并“加强各种教育实践和体系之间的协作和互补”。后者主要指现代（正规）学校教育中的非遗教育（传承）和往往存在于遗产社区内部的传统（非正规）教育（传承）如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等方式之间的协作和互补，而不是由现代学校教育中的非遗传承取代传统的非遗传承。教科文组织还认为，作为实现包容性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全民优质教育需要非遗为其提供有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鲜活例证，即非遗不仅应作为教育计划的内容被充分整合入所有相关学科，还应作为教育方法使其传统传承模式和传统传承方法在现代教育系统内得到挖掘。

实际上，非遗融入学校教育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将优质教育作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4个目标，即“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操作指南》中有关将非遗与教育关联的理念对接的正是这一目标。教科文组织在其发布的工具包文件《活态遗产与教育》（Living Heritage and Education）中指出：“活态遗产是一种有助于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极其丰富的资源，因为其涉及欣赏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如何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可以使学校与周围的社区重新建立联系，培养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欣赏，加强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活态遗产即非遗，将非遗纳入教育作为一种重新联结学校与其周围社区的方式，对消除科学中心主义色彩浓厚的西方现代教育模式中忽视民族传统的弊病有一定的作用。

三、教科文组织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念

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理念为理解非遗融入现代学校教育提供了有益的视角。2019年，教科文组织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又被称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成为2020—2030年期间全球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框架。

教科文组织指出，“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五个具体目标是，将可持续发展教育和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充分融入政策、改善学习环境、教育工作者能力建设、青年赋权增能和动员、地方层面行动。在政策方面，教科文组织要求缔约国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与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国际、地区、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在学习环境方面，教科文组织提倡学习与生活结合的学习方法，以确保所学取之于生活且用之于生活。在教育工作者能力建设方面，教科文组织指出，要增强教育工作者的权能，使之具备向可持续性发展教育转变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在青年赋权增能和动员方面，教科文组织要求缔约国承认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相关决策过程中，青年人是关键行动者。在地方层面行动方面，教科文组织强调社区行动的重要性，认为社区是最有可能采取重大变革性行动的地方。“绝大多数在非遗保护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地方精英，往往是既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又有非遗保护自觉的社区成员。”总之，“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着重于教育对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着眼于大变革，且侧重于缔约国的领导作用。当下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已进入“为了实现人与地球共生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阶段。“实现人与地球共生共存”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理念。

实际上，非遗融入学校教育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在理念和实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教育理念层面，二者都是为了推进全民优质教育，助力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人与地球共生共存。在教育实践层面，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实施路径，后者的五个具体目标为前者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实施框架。无论作为教育资源还是作为教育方法（传统的传承模式），非遗项目都包含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在学校开展非遗教育本身就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有效路径。在将非遗融入学校教育时，同样可以参考“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五个具体目标，最大限度地发挥非遗助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效能。

四、中国有关非遗融入

国民教育体系的政策与理念

我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非遗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关联，且对于非遗之于学校教育的价值和学校教育之于非遗的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这说明学校教育作为非遗传承方式的价值和非遗作为教学资源对学校教育的意义已初步得到国家的认可。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将学校开展非遗教育视为非遗传承与传播的手段，即“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下文简称《保护规划》）都强调利用学校教育促进非遗传承。如 《保护规划》 强调：“推动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创新传承人培养方式。对于条件具备的项目，通过现代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青年传承人。”“鼓励建设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特色中小学传承基地。”但《保护规划》没有明确说明非遗作为教学内容和方法对现代学校教育的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传播是其发展的动力，传播不是传承，但却能让更多人参与到传承的工作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非遗对于现代学校教育的价值更多地被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重视，而且非遗的范围往往被扩大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德育价值也更受重视。2020年，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教学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大量教学资源往往就来自国内的非遗项目。总的来看，国家始终重视现代学校教育对于非遗传承的价值，但在发挥非遗的德育功能之外，在利用非遗推动现代学校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从实践角度看，我国在非遗融入学校教育方面具有多样性的特征，非遗教育对象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各阶段的学生，同时非遗教育还涉及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在非遗教育内容与教育目标上则出现了培养学生文化自信与文明交流互鉴意识的通识教育，培养学生与非遗相关的实践技能的职业教育，以及培养学生非遗保护能力的专业教育三种教育模式。以下将结合国内的具体案例，分析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利用非遗开展通识教育、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情况。

五、福建木偶戏

后继人才培养计划

木偶戏约于公元10世纪在福建南部的泉州、漳州及其周边地区广泛传播。这些地区的木偶戏主要有提线木偶戏和掌中木偶戏两种，表演技法精湛，传统剧目和音乐唱腔丰富，偶像造型艺术精美，并形成完整的表演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之表演技法复杂，年轻人学习木偶戏的意愿下降，当地木偶戏后继乏人。

2006年，在福建省文化厅的指导下，由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牵头，泉州和漳州的木偶剧团制订了《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2008—2020年）（下文简称《培养计划》）。经过四年的计划实施，2012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成功入选教科文组织的“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简称《优秀保护实践名册》）。该计划以传承为核心，探索出师带徒、团带班、与高等院校合作办学等多种木偶戏传承方式，涉及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师带徒”即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团带班”指的是职业木偶剧团依托泉州艺术学校、漳州艺术学校和厦门艺术学校招生，在剧团内部培养从业人才。“与高等院校合作办学”的方式为职业木偶剧团分别与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曲学院、泉州艺术学校和漳州艺术学校合作，招收学员进行专业教学，学员的学历层次包括中专、大专和本科。总体上看，该计划旨在实现木偶戏职业化传承，包括传统的师徒传承、现当代较为常见的剧团内部培训、不断发展的学校（学历）教育（传承）等。

此外，福建木偶戏进校园活动成为该传统实践融入学校教育、提升学校教育效果的主要形式，具体表现为各木偶剧团到大中小学校开办“木偶戏兴趣小组”、开设培训班和组织“校园木偶节”等。作为非遗融入学校教育的一种实践模式，这种非遗的传承、传播与弘扬模式不仅有利于保持非遗学校教育的持久性，还在非遗融入学校教学科目上取得一定的进展。泉州市鲤城区通政中心小学将木偶戏相关实践融入语文、美术、音乐等多个教学科目，如美术老师教学生用卡纸、废弃布偶、废弃易拉罐以及绳子等材料自制简易的提线木偶；语文老师从语文课本里选取富有故事性的课文加以改编，让学生排练成木偶课本剧等。

从《培养计划》的实施成效来看，截至2020年底，福建省木偶戏已形成国办剧团（6个）、民营剧团（46个）和民间班社（171 个）并存的稳定金字塔结构，从业人员1273名。职业木偶剧团和艺术学校、高等院校合作实施的木偶戏学校学历教育成为木偶戏传承的主要方式。木偶戏在大中小学的传播与弘扬得到大力推动，与各木偶剧团合作开展木偶戏普及教育活动的大中小学及幼儿园达到857所。

《培养计划》在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发起和支持下，以职业木偶剧团为主体，通过开展木偶戏学校学历教育，在木偶戏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助推有利于非遗传承传播的基础教育政策制定方面也有一定的效果。如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木偶戏兴趣班中表现优异的小学生能够有更多机会进入当地较好的中学就读，从而在存在升学压力的背景下促使家长支持小学生学习木偶戏，提升小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和参与实践的程度。在使木偶戏融入小学美术、语文和音乐等现有教学科目、提高教学质量方面，该计划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并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然而，木偶戏从业者待遇偏低等现实因素依然存在，这客观上造成一些木偶戏演职人员心绪浮躁、事业心淡薄、艺术创造力下降的情况，从而影响到木偶戏学校职业教育实施的效果。在王景贤和洪世键等木偶戏资深从业者与管理者看来，泉州木偶剧团编剧、导演、作曲等方面的人才以及经营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相对匮乏，这使泉州提线木偶戏的存续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六、江苏省仪征市

新集初级中学的京剧教育

在现实中，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往往只是非遗实践者群体中很小的一部分，单纯依靠校外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般难以满足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非遗教育的需求。大批没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身份的实践者，特别是学校中兼具特定科目教学经验和较高传统文化艺术水平的教师往往更适合在学校开展非遗教育。江苏省仪征市新集镇的新集初级中学语文教师陈久珑在校内开展的京剧艺术教育实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作为资深的京剧爱好者与表演者，陈久珑从2009年以来就开始向学生传授、弘扬京剧艺术。陈久珑在扬州教育学院求学期间对京剧产生浓厚兴趣，后来先后跟随扬州市和江苏省其他地方的专业京剧演员学习。2010年，陈久珑开始参加江苏省镇江市菊吟京剧社的表演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京剧舞台表演经验。在不断提升自身表演水平的同时，陈久珑在校内组建“新菊少年京剧学社”（下文简称“京剧学社”），开展京剧艺术教学。

通过组建京剧学社对学生开展京剧教育教学、编排与表演节目、投入资金置备服装道具等一系列措施，陈久珑在乡镇学校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此外，新集初级中学的其他教职工也为京剧艺术在音乐、体育和美术等教学科目中发挥育人作用贡献了聪明才智。

在京剧教育教学方面，陈久珑探索出适合乡镇初中学生特点的系统性京剧教学方法，在校园文艺活动中展现京剧魅力，让学生对京剧形成近距离的观感。陈久珑使用自编校本教材《国韵新中》，利用音乐课的部分课时教学生唱京剧，激发学生对京剧艺术的兴趣。通过让学生在课堂上试唱京剧，陈久珑选拔出有潜力的学生加入京剧学社。京剧学社常年维持三四十名学员的规模，每周固定安排两次活动时间进行更为系统的教学与排练。陈久珑秉持循序渐进的教学理念，无论是教学生唱京剧唱段，还是引导学生掌握京剧知识，都分步进行。在教学过程中，陈久珑首先通过生动的讲述和直观的展示，让学生初步了解京剧的基本概念和特点，如角色行当、脸谱艺术和服饰道具等，为学生构建京剧知识的宏观框架。随后，他精选易于上口的经典唱段，从简单的旋律和节奏入手，逐步引导学生掌握京剧的唱腔技巧，同时穿插讲解相关的京剧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京剧，在学习中感受京剧的魅力。这一教学方法并非为了培养专业京剧演员，而是通过京剧教育，为乡镇中学的学生开辟一条深度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渠道，增强其文化自信和综合素养。

在京剧节目编排和展演方面，陈久珑亲自编排节目，确保节目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演出和比赛，为学生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学生参加这些演出和比赛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舞台表现力，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团队合作意识。为了更好地传承京剧艺术，陈久珑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除了坚持到镇江市等地参加京剧社的演出活动以提升自身表演水平外，他还用自己参加演出所得的报酬为学校京剧学社购买了大量京剧学习资料和服装道具。在让京剧艺术结合音乐、体育和美术等教学科目“跨界”发挥育人作用方面，新集初级中学的教师还将京剧戏歌融入音乐课堂，将戏曲操融入体育课堂，在美术课上开展画京剧脸谱、制作京剧脸谱衍纸和剪纸等活动，使学生更深刻地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除了编写出校本教材《国韵新中》并探索出适用于乡镇中学学生京剧教育的教学方法外，陈久珑还屡次受邀带领京剧学社的学员亮相中央电视台的舞台，并多次参加省市级文艺演出。陈久珑说：“我们社团的孩子比别的孩子有更多到外面参加活动、开拓视野的机会，他们的自信心比别的孩子要稍微强一点。我们这个社团里面比较优秀的孩子到了高中、大学里边，他们有一门才艺，更容易脱颖而出。”

除此之外，陈久珑在创新京剧传承教学方法方面的努力也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和支持。他申报的江苏省示范课程“京韵传创”获得立项，这体现出新集初级中学京剧传承弘扬的实践与国家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的高度契合。

总之，陈久珑对传承弘扬京剧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乡村教育事业强烈的热爱是其实践取得成功的关键，其所在学校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是其扩大实践规模和影响的重要因素。这一典型案例对在中小学开展非遗通识教育具有启发意义：一是中小学可以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由其在教职工中培养稳定的非遗教育教学队伍；二是创新中小学教师招聘机制，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机构为开展艺术特色建设的中小学专门设置教师招聘岗位，主要面向传统戏剧、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体育和传统美术等方向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三是政府教育部门、包括中小学在内的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与个人应支持中小学有关教师开展非遗教育与非遗社会推广。

七、非遗助力

扬州大学法语专业课程建设

高等院校合理利用非遗作为教学资源，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感知和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增强文化自信。在教育部推广“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背景下，笔者从2020年开始在扬州大学法语专业的教学中融入非遗资源，主要涉及法语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和实践性教学等第一课堂教学，以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省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

在扬州大学法语专业使用的基础理论课教材中，《新经典法语》1～4册中有大量的非遗知识。其中第一、二册在呈现非遗元素时注重中法（外）同类非遗的对比，这有助于学生在了解中法（外）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用法语国家民众熟悉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笔者要求学生选择自己家乡的一项非遗项目编写法文版的宣传折页，作为课程作业。《新经典法语》第三、四册不再简单介绍或列举非遗项目，而是深入非遗保护实践与非遗的定义、特点、分类和社会功能等思辨性和学术性更强的层面，这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的研究学习，也可为法语专业学生的实践性教学乃至第二课堂活动提供基础知识和初步的研究方向。

法语专业实践性教学中的专业创新思维训练课，教学资源为国外非遗，在思政目标方面偏重于培养学生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感知和对文明交流互鉴意义的认识。笔者将学生的课程任务设定为设计法国或非洲法语国家某项非遗项目的中文宣传折页。专业能力方面，任课教师向学生传授了从教科文组织网站等平台获取外文资料的方法，讲解了在介绍非遗项目时常用的小标题，如“持有者与实践者”“传承方式”“社会功能”“文化意义”和“保护措施”等。思政功能方面，笔者通过编译有关的文献资料并结合以前法语专业各门课程所涉及的非遗内容，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包括非洲法语国家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在保护本国传统文化艺术方面有相似的措施，保护本国非遗是发展中国家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共同的文化治理实践。以部分学生选择的非洲法语国家马里的非遗项目“在库鲁坎-弗噶宣布的《曼得宪章》”为例，该非遗项目是已知的人类首部口头形式的宪法，对于人类知识的传承和人类社会治理形式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价值，因而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法语专业实践性教学中的专业见习课同样涉及非洲法语国家的传统文化。课程任务是让学生观看非洲法语国家布基纳法索与法国合拍的电影《凯塔！格里奥的遗产》（Keita! L'héritage du griot），并搜索网络资源以了解电影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与电影相关的非洲英雄史诗《松迪亚塔》的主要情节，然后利用教师提供的材料学习影评的写作方法，写一篇中文影评。作为生于格里奥（非洲口头艺术大师）世家的布基纳法索著名导演，库雅代（Dani Kouyaté）在影片中反映了现代非洲国家中小学普遍采用的西方教育模式与非洲传统的口头教育方式的巨大差异与矛盾，提出格里奥社会影响力下降所造成的口头传统传承危机这一紧迫问题，而口头性正是非洲文明的重要特征和非洲人民文化认同的重要元素。学生在观看影片、研读材料、构思和撰写影评的过程中无疑需要思考这一问题，并对非洲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弘扬形成一定的同理心，从而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任课教师还选出高质量的影评，在修改后推荐给校报发表，从而让学生智力成果的传播价值得到体现。

关于外语专业第二课堂活动，笔者在各类大学生科研项目和学术竞赛中指导法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学生调研中外同一类型的非遗项目如传统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实践，并形成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笔者还在带领法语专业的学生到扬州市的雕版印刷工作室进行暑期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取扬州传统文化元素和扬州大学标志性景观融入学生藏书票的设计，并请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人将学生设计的藏书票刻印出来，作为入学纪念品赠送给新生。这种非遗教育模式将学生的非遗调研、非遗创意设计与非遗生产实践相结合，挖掘传统技艺的文化价值，探索其新的社会功能，为传统技艺类非遗的再创造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对于新生而言，藏书票这种入学纪念品作为欧洲传统艺术形式、中国传统技艺、校园文化和学校所在城市文化的融合物，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例证。

扬州大学学生评教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有效方式，并为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供最直接的参考信息。学生在教务系统上匿名所留的与笔者的非遗教育教学有关的评教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任课教师补充的教材之外的非遗知识很丰富；二是课程形式多样，注重实践，生动有趣；三是任课教师通过介绍与非遗保护相关的专业，为法语专业学生的未来铺路；四是任课教师所布置的课程作业对学生以后的职业生涯也很有帮助。

实践证明，在高校的外语专业中开展非遗教育有巨大的探索与创新空间，非遗作为教学资源能够有效促进外语专业教育教学的方式创新与效果改善。在上述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自身的能力建设与实践性教学是两大关键要素。“使各学科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学科交叉融合，相互推进，协同发展。”笔者在法语专业课程中开展的非遗教育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跨学科教学方式，还包括将民俗学的研究范式引入对学生的科研指导，这有助于丰富法语专业课程教学的方式和内容，并与国家“新文科”建设的理念相契合。

八、结 语

非遗传承和学校教育相互促进、同向同行是《非遗公约》于2003年通过以来教科文组织一贯的理念。教科文组织鼓励《非遗公约》 的缔约国尽可能将非遗作为教学内容，并将其充分整合到所有相关学科之内，同时在教育系统内尽力挖掘非遗的传统传承模式和方法的潜力。从目的论角度看，教科文组织将非遗视为一种有助于各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的极其丰富的资源。此外，非遗融入学校教育和教科文组织“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在理念和实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为了推进全民优质教育，助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人与地球共生共存；且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实施路径，后者的五个具体目标为前者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实施框架。

我国政府同样很早就认识到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关系，但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侧重于利用学校教育促进非遗的传承。非遗作为教学内容和手段对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作用体现得还不够全面，人们对非遗在学生的知识获取和能力培养等方面价值的认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教育实践中，我国的非遗学校教育全面覆盖了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还涉及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在教育模式上则主要包括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文明交流互鉴意识的通识教育，培养学生与非遗相关的实践技能的职业教育，以及培养学生的非遗保护能力的专业教育三种模式。实践证明，开展培养学生与非遗相关的实践技能的职业教育有助于开拓非遗从业人员的培养渠道，提高非遗从业人员的培养效率；开展融入非遗知识与实践的通识教育则有利于学生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蕴含的人类创造力和体现的文化多样性，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在高等院校开展融入非遗知识与实践的专业教育则使学生初步形成研究、宣传与弘扬非遗的基本能力。

国内现有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了非遗融入学校教育常见的问题，如贺能坤提出非遗和学校这两套系统在非遗进入学校教育后出现了不适应的现象，表现为部分学校对实现非遗教育教学既定目标的重视程度不足、非遗教育教学的内容设计与不同年级学生特点的匹配度不高、学生因缺少传统社会生活体验而难以理解相关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以及间隔时间较长的标准化课堂教学不利于保证一些非遗传统知识与实践的传承效果等。他主张从教育目标层次化、教育内容生活化和教育方式个性化等方面优化中小学非遗教育。这实际上也反映出教科文组织重视传统的非遗传承模式这一理念的合理性，即应把非遗作为教育计划的内容充分整合入所有相关教学科目，还应把非遗作为教育方法，使其传统传承模式和方法在现代教育系统内得到挖掘。非遗融入学校教育并非用现代学校教育方式取代师徒传承、家庭传承等传统的非遗传承方式，而应在传统的非遗传承方式和现代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家庭教育之间寻求合适的切入点，有效发挥传统的非遗传承方式对改进现代学校教育的作用，从而推动以“人与地球共生共存”为核心理念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

公允地说，我国在将非遗纳入各级各类学校课程的教育政策制定、学校教师的非遗教育能力建设以及社区等非遗保护多元行动方参与非遗融入学校教育的工作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宏观角度看，非遗融入学校教育属于文化治理与教育实践的交叉领域。如何根据《非遗公约》的精神确立社区在非遗学校教育中的中心地位，同时落实我国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原则，显然具有较大的挑战性。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开展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非遗教育能力建设，可能是提升非遗融入学校教育效果的关键举措。